本来我写上一篇读书笔记的时候,想要明确的表达一些观点,可是思考了很久,我还是决定把一些文字删去。我删去的这些文字,是关于这个星球上的宗教和民族的,没错,上次本来想写一写伊斯兰教,写一写逊尼派和什叶派,写一写 ISIS,但是我最终删去了这些文字,因为我觉得自己是杞人忧天了,因此,我把上一篇文字的题目改成了《这些书可以让你更好的认识这个世界》。

前天夜里发生在巴黎的事情,让大家一夜之间意识到,地球上依然充满了仇恨、暴力和流血,在我们意识中,法国巴黎是时尚之都,是西方文明的代表,然而,阴霾早已笼罩在西方文明的上空,我们的文明虽然在进步,然而隐患早已在文明的中心种下。不少人可能幻想互联网的进步会使得整个世界的文化趋向于统一,然而我们现在知道了,恐怖分子也会通过社交网络来发展信徒,这个世界的多元化和碎片化的趋向至少在局部还会持续很久;我们可能幻想科学的进步会破除封建和迷信,但是现在这个世界 25% 的人口都是伊斯兰教的信徒。我们可能觉得这些事情和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历史证明,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欧洲式的福利让文明世界的人不再生育,生育率在 1 附近徘徊,而中东和北非等地区的生育率却高达 4 以上,如果发达国家的人都变成老年人为主,而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是伊斯兰教的信徒,我们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我们虽然创造了人类这个名词,但是,除了在科幻小说中面对三体人入侵的情况下,我们从来不以这个名词自居。我们更多的对自己的界定是基督徒、佛教徒、穆斯林、无神论者、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婆罗门种姓、吠舍种姓,爪哇民族,马来民族... 我还可以列出很多,我们分裂为无数个小圈子,并因此内耗不已。就像伊斯兰教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这个事情,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两周前读《李光耀观天下》时刚刚知道这两个名词,然而在地球的另一端,无数阿拉伯人为这两个词已经争斗了千年,并有无数人为这两个词失去了生命。人类的行为,和生活在加拉帕格斯群岛的达尔文雀鸟没有不同,整体的名字是被外界称呼的,在雀鸟们内部,分为 13 个不同的物种,自然选择之手所代表的生存压力,让它们无法融合,它们自己也并不以其他物种的雀鸟为同类。我们知道为了生存,美国一年的国防费用高达数万亿美元,然而每年花在太空探索的钱只有这个数字的万分之一,这是聪明还是愚蠢?

为什么人类的生存状况是现在这样呢?我感觉,人类之所以是现在这样分裂为无数个小圈子,和自然选择有很大的关系,和自然选择深植与我们体内的、进化路上我们获得种种本能有很大的关系,虽然,现在自然选择不再表现为对基因的留存,然而,从文化角度来说,模因代替了基因深植于我们的大脑。与生俱来的本性,以及教育过程中我们获得的思想,让我们依然从行为上觉得我们属于某一个小圈子,而不是属于更大的人类这个群体。而这点,依然可以从《鸟喙》一书对雀鸟的行为观察得到印证。

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我对政治也不太懂,我只是想从一个朴素的理科爱好者的角度讲一讲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想聊一下我从书中看到的达尔文的雀鸟,你的大脑中不妨想一想我们人类。

自然选择导致进化

1993 年的一次民意测试表明,接近半数的美国民众不相信进化论,而相信现在的生命形式是上帝在一万年前创造的。即使是在大多数受到良好教育的人眼里,进化论也是一种软科学,更加类似于是一种信仰。当前对进化论最大的迷惑其实是一种将信将疑,这主要是由于生物化石记录不连续,也由于人类的头脑天生不容易理解以百万年为单位的生物进化。摆在严肃的进化生物学家面前的任务是:拿出实实在在的进化证据。

加拉帕格斯群岛是太平洋的一个群岛,这个岛从在赤道附近,与世隔绝,是绝佳的观察进化现象的实验场所。海岛上的观察对象很难离去,外界的物种的影响也很难入侵,在进化论学者眼里,加拉帕格斯群岛是类似于天国一样的圣地。加拉帕格斯群岛有十几座大岛和十几座小岛,全是 500 万年前海底火山喷发形成的火山岛。和外界相比,群岛上的生命形式仍然处于发展初期,因此它们的进化也像火山一样迅速而猛烈。由于每座海岛上的生命都与世隔绝,最近的大陆离它们也有 1000 公里之遥,因此,群岛上的生命便按照自己独有的形式进化和嬗变。加拉帕格斯群岛就像是一个刚刚形成的小小的地球。

100 多年以前,达尔文到达加拉帕格斯群岛,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达尔文把加拉帕格斯群岛称为自己物种起源思想的发祥地。在这个面积狭小、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分化出了 10 多个雀鸟物种。众所周知,这个现象不符合生物学常识:在狭小的地理范围之内,如果这些雀鸟可以自由交配,那么它们应该归属于同一物种,绝对没有产生物种分化的可能。因此,达尔文推测,自然界必然存在着极其强大的选择压力,年复一年的迫使小岛上的雀鸟维持形态分化和生殖分离,最终导致新物种的起源。

没有人许诺给我们更加美好的未来 读书笔记 第1张

对于雀鸟来说,人们无法根据羽毛区分它们,一般情况下也无法根据体格或者体形的大小区分它们,只能根据喙区分它们。用分类学的行话说,雀鸟的喙才具有特征意义,主要分类特性都体现在鸟喙上。雀鸟所有的重要觅食行为和使用工具的行为都用鸟喙完成,爪子只是起到一点辅助作用,更像是人的脚。达尔文雀不能用翅膀把食物放在嘴里,也不能用爪子进食,它们只能用喙。喙的作用同人手的作用一样,是鸟类最主要的工具,用来处理搬动、移动、处理世上的各种东西。

喙的形状决定了鸟以什么为食,每只鸟的喙都是一只手,但不能和人类由许多关节连接的手媲美,鸟喙只能做一种动作。它不是一个万能工具,只限于实现几种目的。啄木鸟的喙像凿,鹭鸶的喙像矛,鹤鹕 (读 hu) 的喙像刀,苍鹭和麻雀的喙像夹,鹰、隼和鹫的喙像钩,麻鹬 (读 yu) 的喙像钳。

达尔文雀家族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每种雀鸟都长着坚利的喙,然而,这些喙之间却不相同,作用也不一样。今天,多数分类学家认为这 13 种雀鸟属于同一个科,并且可以大致分为四个群体,第一个群体住在树上,吃水果和虫子;第二个群体也住在树上,但全是严格的素食鸟;第三个群体同样住在树上,但是它们的模样和行为更像鸣禽;第四个群体大部分时间都在地上跳来跳去。这最后一个群体的数量最大,可分为六类,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它们最容易观察,这个群体被称为地雀,包括尖嘴地雀、大仙人掌地雀、仙人掌地雀、大地雀、中地雀、小地雀。这几种地雀的喙稍有差异,也可以说界线并不分明,比如说,中地雀中的最大者和大地雀中的最小者相差无几,喙也没有什么区别;中地雀中的最小者和小地雀中的最大者同样小,喙也没有什么区别。

没有人许诺给我们更加美好的未来 读书笔记 第2张

从 1973 年开始,格兰特夫妇来到了加拉帕格斯群岛,开始观察达尔文地雀,从此在这里度过了大半生的时间。他们的工具并不复杂,然而却很有效。他们给每一个雀鸟的脚上套上环子,上面有给雀鸟的编号,不同颜色的环子代表不同物种的雀鸟;他们用分离器、测颈器和弹簧秤测量每一个雀鸟,用卡尺测量每一个雀鸟喙的长度;他们对雀鸟的 DNA 和血液进行采样;他们对雀鸟的食物情况进行了统计,统计了 10 多中雀鸟吃的每一种食物的丰富程度和硬度,精确到了每一平米的土地里面含有多少粒不同的种子。从第一个季节开始,格兰特夫妇就观察到,巨大的差异始于毫厘。

资源丰富时一切皆有可能,但在旱灾导致食物匮乏的年份,鸟喙上仅 0.5 毫米大小的长度差异就能确定雀鸟的生与死。1977 年,整个加拉帕格斯群岛迎来旱季,整个年度降雨量可以忽略不计,整个群岛,一眼望去全是光秃秃的火山熔岩,植物的叶子和种子全部落光,不再抽枝长叶,地面上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多的食物,根据格兰特夫妇对其中一个岛热那亚岛的观测场统计,食物数量减少了 84%。这个时候,雀鸟能够吃到的食物只剩下又大又硬的蒺藜种子。喙略大的雀鸟可以嗑开蒺藜的种子吃到食物,而喙略小的雀鸟只能饥饿至死。在 1978 年格兰特夫妇进行统计的时候发现,其中一个岛,达芬. 梅杰岛,在旱季之前有 1500 只左右的雀鸟,只有不到 1/7 熬过了旱季。熬过旱季的雀鸟的喙比死去的雀鸟的喙平均大 5%~6%,以中地雀为例,大旱之前中地雀喙的平均长度为 10.68 毫米,深度为 9.42 毫米,大旱之后,幸存下来的中地雀喙平均长度为 11.07 毫米,深度为 9.96 毫米。正如达尔文所预言的那样,微小的差异决定了谁将生存,谁将毁灭。这就是自然选择。这种现实意义上的优胜略汰,使得大喙的雀鸟在随后的年份里数量越来越多,占据优势。在幸存下来的雀鸟中,雄雀鸟和雌雀鸟的比例是 6:1,这又进一步导致了性选择。自然选择和性选择作为两种强大的力量,把生命形式东拉西拽,并一代代地延续下去。

然而,自然界的发展总是令人难以捉摸,大喙的雀鸟虽然在旱灾到来时优势明显,但在水灾来临,加拉帕格斯群岛上大种子的数量相对较少时,自然选择的方向发生了反转:大嘴巴成了大负担,这种题型的雀鸟吃不到足量的种子,个体数量锐减,而体型小的雀鸟则可以勉强度日,维持生存。自然选择在不同的年份恣意摆弄和操纵着雀鸟的体型与生存,这就是活生生的进化,有利于生存的变异可能代代传袭,反之,不利于生存的变异则可能萎缩并消失。尤为重要的是,观察这种进化只需要数年时间。

进化导致物种的产生

格兰特夫妇证明了自然选择可以导致进化,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进化究竟是怎样导致新物种的产生?虽然达尔文的巨著被称为《物种起源》,他却从未详细地论证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描述,我们知道自己是从类人猿进化而来,但为什么有的类人猿进化成为我们人类,有的成了猩猩、黑猩猩和大猩猩,为什么不是都变成人类?我们知道现在陆地上的动物是由泥盆纪的鱼进化而来,但是为什么现在水里依然有鱼?而不是所有的鱼都上了陆地朝爬行动物方向进化?或者也可以这样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动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植物?要知道,地球上现在活着 200 万到 300 万种植物,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曾经进化、斗争、兴旺和灭绝过的动植物多达 20 亿种,比现存物种多 1000 倍。

这个问题比观察活生生的进化更难,个体的差异如何导致新物种的产生呢?达尔文给出的答案叫做趋异原理。达尔文意识到,共同生活的两种变体处于竞争状态,一种程度很高的竞争,就像格兰特夫妇在达芬. 梅杰岛上看到的一样。每种变体的每一个个体都发现它在与另一变体中的另一个体追求相同的东西,因为它们太想象了,就像两只大地雀寻找同一颗蒺藜种子。在生存竞争中,一个变体必须排挤另一个变体或物种,在这种条件下,唯有与众不同的个体才能渔翁得利,逃避严酷的竞争。自然选择以这种方式作用于每种比邻而居的变异群体,不仅在海岛上如此,在整个地球上都如此。结果变异群体朝不同的方向发展。两个变异群体完全分化后,竞争才趋于缓和。就像达尔文在《自然选择》中所写,显而易见,如果食肉动物能够适应环境,靠捕食大小动物为生,那么它们的众多子孙在任何地方都能生存;同样,食草动物也能生存,如果它们能够适应环境,以嫩草、树叶、树皮、树根、坚硬的种子为食。换句话说,变异越多,越能充分利用周围的环境。

自然选择把生命组织在一起,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沿着生命之树进行,从个体推进到变异群体,从变异群体推进到种属,沿着树枝的生长放行不断前进,不断分叉,不断分化,在地球上创造出无数生命形式。个体会灭绝,一种生物会灭绝,但总有活泼的新物种产生,生命之树总在成长。自然选择就像伊甸园门口燃烧的刀剑,它既美丽又可怕,既创造又毁灭,剑光闪耀,守护着生命之树。

在我看来,趋异原理和等效原理等法则类似,是这个世界上最深层次的法则之一,它的作用深深植根于我们的脑海,无论是我们人类还是达尔文的雀鸟,都对于特征及其敏感,达尔文雀可以轻易分辨同类的喙和歌声,我们人类也可以轻松从人群中找出自己熟悉的人。我们对别人的特征非常敏感,特征的作用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布莱斯. 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写道,要是克利奥帕特拉女王的鼻子稍短一点,整个世界就可能面目全非。女王鼻子微小的变化,可能导致凯撒和马克. 安东尼不会同时爱上她。现在对我们这个已经停止进化的人类群体而言,趋异原理表现在了文化领域,表现在国家、种族和宗教这些比较抽象的模因上面,而不是我们人类的基因上面。

我们在地球上的地位与雀鸟在可可斯岛 (一个孤立的火山岛) 上的地位一样,在生命之树上,人类与近亲最大的差异体现在大脑上,思维能力就是我们的喙,人类思维能力的变化比大脑的变化还要大。但是不断地变化并不总是意味着进步,前进并不意味着总是占据优势。达芬. 梅杰岛上的仙人掌地雀就是这样毁灭了自己。在几百只仙人掌地雀中,有十几个坏蛋在觅食的时候总是折断仙人掌花的柱头,而这会让仙人掌花凋谢,无法结出果实。“创造万物的伟大上帝嘉奖傻瓜和破坏者“,十几个家伙的坏习惯每年给全岛的仙人掌地雀造成困难,甚至置它们于死地。

进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

加拉帕格斯群岛上的雀鸟让我们知道了进化是要适应环境,也让我们看到了活生生的进化,达尔文雀就像米开朗基罗创作的《囚徒》,这组著名的雕刻一半精雕细刻,另一半仍在大理石里。今天我们欣赏这一作品时似乎还能听到雕刻家刀雕锤凿的声音。雀鸟是会呼吸的活物,然而,是未完成的活物。大自然这位雕刻大师仍在加拉帕格斯群岛上工作,仍在量度和计算。

随着时间的推移,DNA 分析技术越来越多的被应用到进化生物学中,进化论者通过观察 DNA 序列,窥见了生命史上消失已久的许多东西。它们使我们看清了生命之树的全貌,从树梢刚长出的嫩芽一直看到历史久远的根须。例如,研究人员通过 DNA 发现,乌鸦是在澳大利亚进化成今天的模样的。鹳与秃鹰是近亲,蘑菇与动物的关系较近,与植物的关系较远。DNA 分析表明,各种加拉帕格斯群岛上的雀鸟是同一颗生命之树上不同的小枝,它们 99% 的特征相同,就如同人类和黑猩猩之间的关系。

DNA 分析技术还让我们看到了更多令人震惊不已的东西。

不久以前,夜芽烟蛾默默无闻地生活在森林和灌木篱墙里,靠吃野草为生。1940 年,棉农们开始在农田里面喷洒一种叫做二氯苯基三氯乙烷的化学药剂,俗称 DDT。这种最早的杀虫剂让许多昆虫饮鸩归天,也使许多吃了虫子的鸟儿一命呜呼,用生物学的行话说,棉田就像刚刚出现的加拉帕格斯群岛,成了真空地带,于是夜芽烟蛾纷纷从森林和灌木篱墙里飞出来,有些蛾子能够抵御 DDT,它们活了下来,开始在棉铃上产卵,卵孵化出幼虫,幼虫开始吞食棉花。

随后几年,杀虫剂制造商使用超大剂量 DDT 攻击夜芽烟蛾,他们还动用了同类化学毒药阿尔德林杀虫剂和氯酸杀虫剂。杀虫剂制造商以为胜券在握,完全能够控制自然虫害。到了 20 世纪 60~70 年代,化学药剂像浪潮一样奔涌而出,每年都有数十种新型杀虫剂和除草剂进入市场,夜芽烟蛾成了众矢之的,演变成一场生化大战。然而,这种蛾子历经万劫而不死,依然依附在棉铃上。

马丁. 泰勒受美国氨基氰公司委托监视夜芽烟蛾的变化,泰勒说,这是一个难得的例子,进化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进行,完全看得见。同旱灾和水灾一样,杀虫剂也是一种选择压力,由于最脆弱的个体最先丧生,毒性造成的选择压力首先把羸弱者淘汰出局。由于生存能力和繁殖能力最强的个体承受毒性的能力最强,所以它们能在毒性的攻击下生存下来。于是,人类在 20 世纪发明的杀虫剂促使全世界的昆虫一浪接一浪地进化。夜芽烟蛾只是数百种进化的一例。泰勒说,我总是感到惊讶,棉农们不得不同害虫打交道,但是产棉区各州的立法都对进化理论抱有敌意。在产棉季节,他们在田里与进化做斗争。他们要求禁止宣传进化论,可是他们的棉花却因为进化而大受损害。你们这些农民为什么仍要信奉创生论呢?

泰勒最终在蛾子体内找到了抵抗 DDT 和其他杀虫剂的 kdr 和 pen 突变体基因片段。

另外一种对进化的忽视是人类对于抗生素的滥用。1950 年前后,西方国家的医院开始使用抗生素,仅仅过了一两年,抗药现象就出现了。现在,西方国家医院有三分之一的病人以来抗生素,由于针对抗生素的抗药现象与日俱增,以致于许多医生把这种现象称为全球性传染病。

人类内脏中最常见的细菌是 E.coli(俗称大肠杆菌),它们能轻而易举的发动一场抵抗运动。实验员先把一个 E.coli 菌落植入培养皿。细菌繁殖的速度极快,一个肉眼看不见的细菌从早晨到下午就能繁殖出 10 亿个细菌来,用肉眼观察,它们就像一小撮极细的盐。实验员再往这团菌落里注入一定剂量的抗生素。随着抗生素的迅速增长,菌落很快就消失了,只有两三个细胞能活下来,但是这两三个细胞带有罕见的抵御抗生素的基因。它们的繁殖速度极快,把自己特有的基因成功地传给后代。很快,培养皿中又出现了一个新菌落,菌落里的每一个细胞都能抵御抗生素。

一个分子进化论者说,达尔文看到这个简单的实验会非常高兴,这正是他所谓的自然选择,只要一两天就可以出现。然而,我们应该知道,人类虽然多次遭受瘟疫的袭击,毕竟是幸运的,从原理上说,物种的偶发性变异或者杂交变异终归有一天会生成一种病毒,把通过空气传染的流感和长期潜伏、缓慢致人于死地的 AIDS 的不同品质结合在一起。这件事迄今尚未发生,但是在达尔文的进化过程中,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它发生。地球上的人越多,介入的病毒就越多。与主宰地球的人类竞争的真正对手仍然是病毒,人类的长存久安并非上天预定的。

上帝与加拉帕格斯群岛

每一种生物,不仅有鸟,还有各种动物和植物,一代又一代,无休无止的从地平线走来,又消失在地平线以外,佛教经典中有一句悲天悯人的话,它们不断生老病死,周而复始,死而复生。从来没有任何生物像人类一样走过如此漫长的旅程,谁也不知道人类之路通向何方,如果人类还想再走一程的话。

达尔文雀的祖先到达加拉帕格斯群岛时,海岛上一切都是新的,它们可能是品尝岛上奇花异草、啄食熔岩上种子的第一批生灵。没有啄木鸟的海岛上才会出现树雀,没有鸣禽的地方才可能出现莺雀,没有蜜蜂没有蜂鸟的地方才能出现吸食花蜜的雀鸟,雀鸟初次到来时,面临着许多演变途径,其后代的任何微小尝试和努力都会受到褒奖,这就是它们演变的又快又远的原因:它们比所有生灵来的都早。

在非洲的最后一片热带雨林里,猩猩交给孩子们如何用石头砸开坚果。一旦受到上苍的垂爱和选择之手的关照,一代又一代猩猩就会迈出蹒跚的步伐,踏上一条与人类相似的生存之道,但很显然,此时此刻,这条路已经容不得它们染指。

现在,生物学家可以在试管中合成生命最初的分子,不仅如此,在海洋里,在海底的火山口附近,海水依然是温的,海中无生命的分子比宇宙中的星星还多,说不定何时何地,少数分子就会连结在一起,一旦受到自然选择的垂爱,经过代代演变,就会变成生命,然而我们知道,实验室里的溶液需要密封,因为细菌会把溶液里的新生分子全都吃掉。海洋里的创造活动从未停止,然而,新生命需要的小生境却被其他生物占据了。

这就是我们遥望星空探索其他星球的原因,我们是第一批或唯一一批降生在宇宙空间的生灵吗?我们是唯一从螺旋体复本的变异中进化出来的生灵吗?我们是唯一具有发达意识并利用它来把握整个宇宙的生灵吗?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作为一个群体,一个物种,一个整体,在做出重大决定前,冷静和审慎的计算自己的机遇和未来,而不是像达尔文的雀鸟,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不停地趋向于分化。

从更大的意义上说,地球只是茫茫太空中的一个小小蓝点,在这个蓝点之上,我们都处于同样的选择压力之下,这个地球就像是一个加拉帕格斯群岛,我们就像是达尔文的雀鸟,我们被自然之手推来推去,在狂风暴雨中奋力前行以求生存,没有人许诺我们以种族永远的存续,没有人许诺给我们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人类的科技和文明水平一旦倒退,后果会如何?我觉得,如果我们不能在科技依然发达的情况下移民火星和泰坦(土卫六),或者其他小行星,那么一旦科技出现倒退,整个人类的文明将会迟早灭亡。事实上,每当思及此处,我就会想起弥漫在卡尔. 萨根的书中字里行间所表现出来的深深忧虑,卡尔的忧虑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理想并不相同,在重大的事情上,在需要我们全人类的有识之士都伸出援手的时候,我们却很难做到齐心协力。